杨士雄
两年的援非生活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回顾在中非共和国的点点滴滴，自己还是感慨颇多。
这么说吧！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逐渐铺展开了我的援非医疗生活。
从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的那一次说起吧！经过10多小时飞机上的“煎熬”，我们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然后去向我们的目的地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从巴黎飞机起飞起，我就从飞机的舷窗一直尽可能关注着地面——从地中海海水的“蓝”到北非沙漠的“黄”，再到中非原始森林的“绿”，心情一直在兴奋中有所期盼。走下飞机舷梯的一瞬间，夕阳下，阳光还是火辣辣刺痛了我的双眼和皮肤，非洲以它非同一般的“热情”迎接了我。接下来的程序里，期盼一直在不断地刷新着下沉的记录。极其简陋的飞机场和飞机场蛮横无理索要小费的所谓“搬运工”,坎坷不平的机场大道和路边近乎原始的屋舍和人们，自始至终没有见到一幢想象中与首都相关的大点或高点的建筑和因为没有电的一路上几乎黑暗的行驶。只有到了我们的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友谊医院——由中国援建的中非最大的医院，我才看到了电的灯光。虽然热腾腾的面条可以填补我飞机上不适应西餐导致的饥饿，事后了解面条其实是变味的，因为面粉长期的高温下储存；虽然老队队员的热情欢迎可以温暖一点已近乎“冷却”的心；但毫不留情的失眠和不安一直笼罩着我。这难道就是我的非洲第一印象吗？
作为外科医生，手术应该是我们日常工作中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在中非的第一次手术，还是让我印象深刻。到了中非才知道，原来艾滋病竟然如此之猖獗，门诊病人之中几乎每3-4个病人就有一个就是艾滋病患者。这的确是压在我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应该是一例巨大疝气病人吧！虽然术前化验艾滋阴性，但万一试纸不准确的呢？万一患者处于窗口期呢？万一术中手套破了或者手被手术刀或手术缝针划破呢？一连串的障碍需要我们去面对。带着这些不安，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和以后的每一个手术病人。除了小心谨慎，我们别无他法。虽然在以后的手术中，还是有人被缝针扎伤或者划伤，也为此担惊受怕甚至失眠数月，但工作还是需要继续。
除了艾滋，疟疾应该是中非感染最多的传染病。我的第一次疟疾感染——也是全队第一个最先感染的——可以用痛不欲生来形容。是到中非的第十天吧！上午在做手术时就感到有些疲惫，以为是劳累所致。下午午睡起，就感到全身酸痛，疟疾以它特有的三部曲一步一步在我身上开始弹奏。发冷，这么热的天，两床被子都不够驱“寒”，接着就是高热，38.5°C，39°C，39.5°C…温度一直往上升，我的心一直往下沉，再接着就是大汗，全身连同被子都是湿漉漉的。药物用上去了，队友们纷纷过来慰问。虽然国内进行过纸上的疟疾治疗培训，还有老队队员走前的指导，但队里毕竟没人见识过呀！病情怎么发展，会不会进展到脑型疟疾（有致命危险）？药物会起作用吗？会不会耐药？从没经历引起的担忧连同病情一直折磨着我，直到好转。后来的情况是，队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相似的经历，两三次到五六次不等，但我是患病比较多的人之一。在回国的路上去欧洲旅游期间，我还发病过一次。开头和结尾都被我碰上了。呵呵，运气真好！
在异国他乡，生病会让人特别想念家中的亲人。平时，思念像颗“毒瘤”，一直根植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特别是在那些个本应全家团圆的节日里。我的第一次在异国过的春节是个“火热”的春节，穿着短袖，短裤，没有任何节日气氛，除了驻地门前的两盏大红灯笼。大年三十，由于时差，CCTV-4的全球同步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中非午饭后强烈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有些别扭，几声相隔遥远的节日问候也显得有些牵强。晚上的聚餐终于让大家找到了发泄的途径。但，彻骨的思念在之后的几天内愈发让人不堪。但每个人都只能躲在各自的房间里将它消化在自己的心底。大使夫妇来到我们驻地给我们拜年，我们也和其他中资机构人员联欢，尽量冲淡各自的思乡之情。
在中非，我执行过一次惊险的护送重病外交人员回国救治的经历，也算比较难忘的第一次吧！病人是大使馆政务参赞夫人，患“阻塞性黄疸，胆石症，重症感染性胆管炎”，由于中非奇缺的药品和设备的限制，队里经过会诊，会同大使馆商量决定护送回国治疗，但病人病情重，上飞机前还发高热到40多度，极度虚弱根本无法站立，而且路途遥远需要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停留一天转机，中途万一遇到不测，后果无法预估。我每分每秒都在观察病人病情，给予措施缓解病情，到了的黎波里，病人被临时转送到当地医院输液治疗，病情得到稍许缓解。从的黎波里到北京的飞机上，病人病情又恶化起来，开始高热，焦虑和不安笼罩着病人及家属，我不断安慰着病人的情绪，采取措施降低体温，补充缺失液体，但10个多小时的航程挑战着我们的心理底线，一分一秒过得如此之慢！心一直悬在空中…飞机到达北京机场的一瞬间，我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救护车就在飞机边将病人急速送到北京友谊医院。病人经过手术也恢复顺利。我的这次任务也圆满结束。为此，外交部委托卫生部专门发给浙江省卫生厅一封感谢信。
中非贫穷落后，粮食缺乏，卫生条件及其简陋，缺医少药，各种疾病肆虐，很多人因为饥饿和无钱就医而死亡。我们队在中非因为药品较为充足且价格低廉，服务水平和态度较好而受到当地老百姓欢迎。每天就诊的人很多，且大多数都是慕名而来。很多穷人来就医，无钱配药，我们一般会赠送他们给药品。自己的付出总有人记在心间。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会接受到病人的“馈赠”。第一次接收到“馈赠”是在门诊，一个中年农妇竟然将她种的还带着泥的一个瓜送到我们的办公室，一脸的诚恳和笑容。这在中非是不容易的，因为她们自己都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呀！我突然被感动了！虽然后来还有诸如送当地蜂蜜，当地手工艺品，以及还有专门写来感谢信的，但第一次接收到的那只瓜让我记忆深刻。
中非贫穷的原因之一还是因为不停歇的社会动荡。两年里，经历的大的、首都地区的骚乱有三起。其他诸如北方边境地区和一些小的社会动荡是经常发生的。第一次的骚乱起源于首都的两个不同部落的仇杀纷争，街上都在不停的烧毁，杀戮，全城戒严，枪声就在我们驻地的窗外响个不停。大使馆提前通知我们提前备好两周的饮食和油料，尽量不要外出，如果事态进一步失控，必要时撤离。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大家都很听话，紧闭大门，躲在房间里听“枪声”。每天如此。好在数天后事态控制，我们也得以“重见天日”。
除了在医院的日常工作。我们也经常去乡下义诊。其中和中非总理联系的到总理的家乡巴马哈地区去义诊就有三次。总理家乡偏远，第一次去总理亲自陪同我们前往。因为乡下局势通常不受控制，所以总理卫队也是荷枪实弹随我们前往，做好保卫工作。到了义诊地，好家伙，人山人海！总理卫队帮我们维持好秩序，大家立即投入工作，大部分是没钱医治的病人，一副令人心酸的场景，我们尽量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个上午下来，我们带来的那么多药品全部用光，我们也没来得及起身上厕所，但没有看过的病人还有很多。总理在他的农庄里热情招待我们，感谢我们！巴马哈地区省长的一句话让我嘘唏不已，他说：“…今天来就医的这些人中，很多人在他这一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医生…”。
当然，在工作之余，我们也尽量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我们第一次去到中非的原始森林里，见到了闻名世界的小矮人部落——俾格米人；第一次乘着当地特色的小船，沿着刚果河最大的支流——乌班吉河，溯流而上，看到了传说中的河马。
还有那次历来最为隆重授勋仪式，中非总统签署命令，由中非总理携同多位部长，亲自给我们授勋。我被授予中非国家“军官”荣誉勋章。也算是我的一个“第一次”吧！就此也圆满结束了我的两年的医疗援非生涯。我也非常骄傲，我曾经作为中国第14批援助中非共和国医疗队的一员在这片热土上奋斗过！